神秘青年低价出售珍稀国宝
1964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男青年拿着一个布包来到京城琉璃厂的荣宝斋，要求卖掉包中的物品。店员打开包裹一看，顿时被包中的物品惊呆了：在这个破布包裹里，共有字画30余件，虽鱼龙混杂，却有李公麟的《三马图》题跋、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札》的残缺部分等国之重宝，宋代书法名家米芾的《苕溪诗卷》赫然在列，只此一件便可称之为稀世珍品。
荣宝斋的老人侯恺、郑茂达、米景扬等回忆起当年来依然印象深刻。那次具体接待的人一个叫王大山，
一个是营业科的副科长田宜生，都是在荣宝斋干了多年的人。当时他们就问这个青年，这东西你打算卖多少钱。这个青年说，给我1500元行吗？店员们心里清楚，这可不是1500元的东西，可是也不好挑明，只能说，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快中午了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批文物的真伪，和判断它的实际价值，国宝出现的消息被迅速汇报给了国务院、文化部和在京的文物鉴定专家，所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激动不已。
米景扬回忆说，那天我一到店里，看到大家都非常紧张。我说怎么回事，买着宝贝了？这个时候，门口来了很多辆汽车。当时文物局的局长张葱玉、副局长王冶秋等领导都来了。荣宝斋经理侯恺回忆说，当时来了好多人，就在我那办公室，那气氛很紧张的。
荣宝斋资料室的专家郑茂达介绍说，这批东西都是国家之重宝，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个青年要价1500元钱，跟这批东西的实际价值相差太远，在当时，就是给他一万五千元、十五万元也不为过。如果拿到现在的拍卖市场去拍卖，至少得值几千万元。但是经验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多了，给多了会使卖主产生很多想法，甚至把他吓跑，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这青年稳住，把东西留下来。他们觉得对方要价1500元，还他1400元比较合适，因为这样比较接近他的要价，比较自然。下午3点之后，那个青年按时来到荣宝斋，他没二话就接受了荣宝斋1400元的还价，办完手续点了钱就走了。
当时的荣宝斋经理侯恺觉得，这么多重要的文物能保存下来，是给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1400元和实际价值相差悬殊，所以报请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希望能给予那个青年奖励，但由于那青年留下的地址不详，以及紧接着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使这件事竟成了一桩悬案。
《苕溪诗卷》背后的故事
荣宝斋的文物收购行动已经过去多年了，萦绕在他们心中最大的悬念，还是那次对于米芾《苕溪诗卷》的收购。早在文物收购的当日，在场的我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就曾说过：“捐献的这批文物，虽然大多都为残片，但每一件都是国宝级文物。由此可以看出，若无相当的文物鉴赏能力，是决然作不出这种选择的，在这个青年背后一定还有更加神秘的人物。”
1996年3月30日，哈尔滨《新晚报》记者圆小铃曾经寻访到那个青年及其母亲，写了一篇有关文章。为解开重重谜团，《探索·发现》栏目的摄制人员来到哈尔滨，找到了七年前写下这篇报道的记者圆小铃，通过圆小铃，找到了当年的那位年轻人和他的母亲孙曼霞(化名)。
孙曼霞老人介绍了当年卖画的缘由：“青年人”丁心刚(化名)的父亲丁征龙(化名)，早年曾留学德国和法国，卢沟桥事变后回国，在张学良北京办公处工作。1945年9月8日，他告别妻子，与朋友骆大昭、王学武一起去长春看望同学和老师。时值日本投降不久，长春街上许多小摊贩手里都有从伪满故宫流散出来的文物。丁征龙懂得这些古物的价值，花钱买下了一批字画和字画碎片。
9月20日，孙曼霞在营口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有人在营口附近的铁路边发现了自己丈夫的尸体。原来，与丁征龙同行的骆大昭见到古画红了眼，暗起贼心，于9月20日，在搭乘货运列车回营口的路上将丁征龙杀害，夺走了字画。孙曼霞当即告发骆大昭的罪行。骆大昭在铁的事实面前供认不讳。孙曼霞终于为丈夫昭了雪，并在枪毙骆大昭那天，拿回了那批字画和丈夫的遗物。
转眼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孙曼霞日渐感到这些字画长期放在家里不是回事，万一有个闪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死去的丈夫。最终她下定决心，为它们寻找一个更为妥善的去处。这就发生了六十年代哈尔滨青年向荣宝斋捐献文物的一幕。而荣宝斋则把这批国宝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为它们寻得了最终归宿。
契丹版大藏经 修复费时近三年
随着收购文物的日渐增多，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荣宝斋的面前：收回的这些文物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很多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公私合营后，琉璃厂上一批有名的装裱和修复技师被吸收进入了荣宝斋，一度使荣宝斋的装裱和修复力量，堪与故宫博物院相媲美。在荣宝斋的众多修复工作中，最受瞩目的、也是最能体现其修复能力的，是对一批辽代大藏经的修缮。
大藏经是佛教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它收录了大量佛经和历代高僧的重要著述，还记录了佛教发源地印度的部分历史和民俗。这部经书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经失传，只有汉文还流传于世，有史料记载犹以辽代刊印的契丹藏经版本最为上乘。然而，这批经书在辽代以后，竟然绝迹人间。历经数朝，有无数收藏家和僧侣对它们苦苦寻觅，但始终未果。
1974年，在对山西省境内的应县木塔的一次维修过程中，文物工作者意外地在第四层释迦牟尼的肚子中发现了绝迹已久的契丹版大藏经，但它们因长期受潮，已粘连如棒，无法展观。几经辗转这批经卷被送到了北京的荣宝斋。
契丹版大藏经的修复可以说集中了荣宝斋最强的修复力量，其中就包括了北派修复国手张贵桐和王家瑞先生。他们因修复了唐代《女娲图》和明代钟钦礼的《山水》等大量古旧书画，而在业内享有盛誉。
契丹版大藏经破损严重，其修复难度，是张贵桐等人始料不及的。当时存放经卷的佛像腹中，不巧被一窝黄鼠狼占为巢穴，这批珍贵的佛经让黄鼠狼弄得一片狼藉。张贵桐和王家瑞先生凭着多年修复的经验，使荣宝斋得以配置出特制的药水。在药水的作用下，那些粘连在一起的经卷终于得以展开，湮没了数百年的契丹版大藏经得以再一次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有一幅辽代的佛像在修复完成之后，却发现找不到眼睛、鼻子等重要部位的残片。当时王家瑞和冯鹏生两位师傅，经过分析后大胆推断，这些碎片仍然留存在佛像腹中。在两位先生的坚持下，大家又重新打开了佛像，竟然真的从尘土中筛出了几张碎片。重新装裱后，这几张碎片，恰恰和丢失的部分完全吻合。修复这批珍贵的文物前后共耗时九百多天。
巨型田黄石两大箱现金买回
荣宝斋不但对历代名家字画情有独钟，而且对文房四宝也关爱有加，其收藏的田黄石、白寿山石、鸡血石，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为国内众多收藏单位所罕见，特别是田黄石。印章雕刻专家郑槐忠介绍，田黄石被誉为石中之帝。从清代以来，就有“一寸田黄一寸金”的说法。随着开采的加剧，田黄的矿源基本已经枯竭，乾隆以后就很难再有大型的田黄出现。到了今天一寸见方、质地上乘的田黄，拍卖多在百万以上。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福州一名寿山石商人陈耀华告诉荣宝斋，寿山乡发现一块4.5公斤重的大田黄，这令荣宝斋的专家们大吃一惊，决定到福州的寿山乡一探究竟。荣宝斋的收购人袁良回忆说，当时是五个农民拥有这块石头，一般人不见。陈耀华跟他们关系不错，把我领去以后，能够让我见见石头。米景扬回忆说，当年看过后发现，这是一块无价之宝。经过几次三番地谈，后来他们跟踪到我们住的旅馆，查了登记簿，知道我们确实是北京荣宝斋的，才肯相信我们。价钱谈妥以后，他们表示不要汇款，就要现金。
经过协商，双方以13.5万元的价格成交。由于当时还未发行50元和100元面额的人民币，这笔巨款便是一个庞大的体积——现金整整装满了一个旅行袋和两个大纸箱。把这笔巨款从北京带到福州也颇费了一番周折，甚至连最后上山的消息也严格加以保密。现在收藏于荣宝斋的这块田黄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田黄石石材之一，而其价值已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了。
荣宝斋和国宝有关的故事不胜枚举，讲也讲不完，数百年后，相信人们依然会记得，有这样一个地方，曾是众多中华文物宝贝的栖身乐园，那就是，琉璃厂上的百年老店——荣宝斋。(《探索·发现》供图记者王健／整理)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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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 传奇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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