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收藏文化的两面性

这篇文章是转摘的，我觉得对目前急遽升温的“文革”物品的收藏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40年前，由毛泽东同志发动、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利用、持续时间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场空前的内乱。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总览全局，高瞻远瞩，以极大的勇气和远见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彻底否定，打破了个人崇拜的精神牢笼，使党和国家顺利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闭关锁国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同时，《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科学结论，在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为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篇章，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收藏历史、研究历史的文史工作者和民间收藏家，却依然对它深切关注。多年前，著名作家巴金老人就说过，只有牢记“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来。他还呼吁要重视对“文革”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建立“文革”博物馆。前不久，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对于历史，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关文物资料是有人收集的。现在，有些“文革”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得很多，我们现在能够收藏的，包括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都进行了收集，将有助于对这段历史的进一步研究。这就说明，国家文博部门已经重视对“文革”文物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作为对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千千万万的民间收藏者也以极大的热情，尽力收藏和研究“文革”藏品。这些藏品与他们在“文革”中的命运息息相关，其中很多反映的就是他们亲历、亲见、亲闻之事。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证物，难免引起他们感情的跌宕起伏，但正是在这种撞击和反思中，他们以藏见真，以物见史，升华了认识，回归了理性。本期刊登的“文革”与收藏文化笔谈虽然篇幅有限，但是从中也可窥见大家非同一般的认识成果。
　　“文革”中的收藏文化正像“文革”本身一样，充满了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和斗争。比如在政治思想领域：一方面“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党和人民同“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整个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在文物、文史战线，一方面在破“四旧”的光环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文物古迹和散存在民间的奇珍异宝，遭受到一场空前的浩劫，损失难以估量，令人扼腕痛惜；另一方面,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仁人志士为抢救、保护国家重要的文物古迹、文献资料和文化遗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文革”狂潮来势汹汹的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对“全国各地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必须坚决保护”，对“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雕刻壁画等，应当加以保护”，“各地方文化遗址、古墓葬要注意保护”，“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器、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整理”。这个文件的发布无疑扼制、消减了破“四旧”歪风对文物的破坏作用。还应指出，包括秦始皇兵马俑坑、长沙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等影响深远的文物考古发掘工作，也是在“文革”中进行的。又如在文化艺术领域：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是从“文艺革命”发端的，传统文化、传统绘画、传统艺术首先受到了“革命性”的大批判，建国以来创作的文化艺术作品几乎全被打成“封、资、修”黑货；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出以革命现代戏、户县农民画和以领袖、英雄人物及工农兵形象为表现题材的现代美术作品，凸现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对“文革”收藏文化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不妥当的。
　　有些人将“文革”遗物的收藏简单归结为“红色收藏”，这种认识值得商榷。所谓红色收藏，是指反映党和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伟大实践的收藏，当然这种收藏包括党和人民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但是对“文革”这种全局性的错误和全国性的动乱，又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只有那些反映光明和正义的物品才可以归于红色收藏，相反那些反映黑暗和邪恶的东西就不能称为“红色”收藏，姑且称其为“灰色”收藏。就以“文革”中歌颂领袖人物的各种文艺作品、书画作品、工艺美术品和书刊资料来说，其品类之多，数量之巨，制作之精良，覆盖面之广大，古今中外无与伦比，这种收藏当然可以归入“红色”收藏的范畴，它反映了广大人民对领导他们翻身解放的领袖人物一种朴素的真挚的阶级感情，反映了各类艺术家和出版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陶醉于此，还应该看到其背后所体现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失去理智的宗教式的狂热，以及党和人民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样研究和欣赏“文革”藏品，我们就会多一点沉重感和理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