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一丸土”。阳羡，曾名荆溪，北宋以后改称宜兴，是闻名世界的陶都。自古以来，人们对宜兴不乏美誉之词，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拥有独特的紫砂陶土。盛产于鼎蜀镇附近山丘之中的这种陶土，主要有紫泥、本山绿泥、红泥三类，可以单独成器，也可以配比掺和使用。砂泥的质地细腻柔润，可塑性极强，可以任意雕接捏塑，让作者的艺术构思和制作技巧得到完美的倾泻。
关于紫砂陶器的创制年代，有学者依据宋代笔记杂著中某些记载追溯到北宋，如梅尧臣《宛陵集》中的寄茶诗句：“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１９７６年宜兴羊角山紫砂古窑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相当于北宋中期以后的紫砂残器，为这一说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目前一般仍以明清两代史籍专著《阳羡茗壶系》、《阳羡茗陶录》所述，将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作为砂器的草创阶段，历来称颂金沙寺僧和供春为鼻祖。之后，名匠辈出、百品竞争，进入了紫砂制作的典范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宜兴紫砂的制作达到了顶峰，时人向往简单朴实的生活，砂器纯真无华、凝重朴净的个性契合他们在美学上追寻幽野之趣的理想；又由于陈曼生等文人的参与，将诗词、书法、绘画、金石篆刻相兼于一体，“借物寄情，依物言志”，出现了很多内涵深邃的具有文人气息的珍品，形成独特的紫砂壶艺，富有艺术情趣和欣赏价值，文人墨客唱和吟咏，富公巨卿争相购买，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常百姓，无不钟情。
嘉庆时期，文人学士开始与陶人合作，为其作品题写诗文，尤其是陈曼生亲自手绘十八壶式，延请杨彭年、杨葆年、杨凤年、邵二泉、申锡、吴月亭等一流陶工制作；随后，曼生亲自捉刀，以俊逸的刀法，在壶上刻雄奇古雅的书体和契合茶壶本身意境的题句。
曼生，即陈鸿寿（１７６８－１８２２），字子恭，浙江钱塘人，能书善画，精于雕琢，以书法篆刻成名，为西泠八家之一，艺名昭显。嘉庆二十一年，在宜兴附近的溧阳为官，结识了杨彭年，并对杨氏“一门眷属”的制壶技艺给予鼓励和支持。更因自己酷嗜砂器，于是在公余之暇，辨别砂质，创制新样，设计多种造型简洁、利于装饰的壶形。自此，文人壶风大盛，“名士名工，相得益彰”的韵味，将紫砂创作导入另一境界，形象地给予人们视觉上美的享受。在紫砂历史上便出现了“曼生壶”或“曼生铭，彭年制砂壶”等名词，表面看来，镌刻名士和制壶名工“固属两美”，实际上，名壶以名士铭款而闻名。虽然写在壶上的诗文书画依壶而流传，但壶随字贵。
传世“曼生壶”，无论是诗，是文，或是金石、砖瓦文字，都是写刻在壶的腹部或肩部，而且满肩、满腹，占据空间较大，非常显眼，再加上署款“曼生”、“曼生铭”、“阿曼陀室”，或“曼生为七芗题”等等，都是刻在壶身最为引人注目的位置，格外突出。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陈曼生一反宜兴紫砂工艺的传统作法，竟将壶底中央钤盖陶人印记的部位盖上自己的大印“阿曼陀室”，而把制陶人的印章移在壶盖里或壶把下腹部，如不留意，往往是看不到的。台湾殷瑗庐收藏之曼生壶多达十余件，诸如：杨彭年款陈曼生铭紫砂圆笠壶、杨彭年款陈曼生铭紫砂合欢壶，线条简洁、做工规整，刀法纯熟、刻工精细，壶底印“阿曼陀室”，运刀犹如雷霆万钧，显得雄健朴茂，金石味十足；壶把下方“彭年”小印；此壶当“名士名工”壶中的精品。 （中国艺术报 朱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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